十年磨一劍 鉤深以致遠

——朱和平教授《中國古代包裝藝術史》評介

文/黃志堅

“包裝”一詞作為一項人類造物活動的專用術語，在我國始于20世紀80年代初。“包裝設計藝術”作為設計藝術學的子學科，其研究更是晚至20世紀90年代初。這使得在學術研究不斷拓展和深化的當下，其研究相對薄弱，僅在包裝設計技法、現代包裝發展趨勢與要求等方面有所涉及，有關包裝學科理論體系的構建，特別是包裝發展歷史的梳理方面幾為空白。2016年12月，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朱和平撰著的《中國古代包裝藝術史》一書，不僅填補了這一領域的研究空白，而且極具特點，特別值得稱道。全書80多萬字，資料翔實，內容豐富，觀點新穎，學術嚴謹，堪稱代表了目前中國古代包裝藝術研究領域的最高學術水平。筆者在誦讀之余，頗為震撼，深受啟發。現就俚見所及，略書于次，聊作推介，冀希引起廣大讀者關注和學習。

1 資料翔實，文獻、實物、圖像兼具

恩格斯指出：“即使只是在一個單獨的歷史實例上發展唯物主義的觀點，也是一項要求多年冷靜鉆研的科學工作，因為很明顯，在這里只說空話是無濟于事的，只有靠大量的，批判地審查過的，充分地掌握了的歷史資料，才能解決這樣的任務。”可見, 直接占有大量的翔實的第一手資料是研究工作最為重要的第一步，是成功的基礎。這正如著名歷史學家漆俠在《宋代經濟史》的《緒論》中所指出：“越是能夠占有和深入第一手的資料，就越能發現問題，了解問題，最終地解決問題。”翻檢朱和平教授的《中國古代包裝藝術史》，我們不難發現，其對資料的發掘與占有極為豐富，包括文獻資料、圖像資料和實物資料3個方面。

就文獻資料而言，據粗略統計，有經、史、子、集等方面的多達百種以上，經類有十三經系列的《尚書》《禮記》《周易》《毛詩》《春秋公羊傳》《春秋左傳》等10 余種；史類不僅囊括了正史“二十五史”而且還包括編年類、紀事本末類、雜史類、詔令類、奏議類、傳記類、地理類、職官類、政書類目錄類、史評類、史鈔類、載記類、方志類等等，幾乎無所不包，無所不取；子類文獻涵蓋了儒家、釋家、道家、兵家、法家、農家、醫家、天文、算法、術數、小說家等等各種文獻；而集類則有總集和別集中的諸多文獻，約略統計，不下30 余種。對歷史文獻的廣泛深入挖掘，從中尋繹出了大量關于古代包裝的一手資料，在確保全書體例完整、歷史脈絡清晰的同時，為廣大讀者提供了大量鮮見的史料和史料線索。

就圖像資料來說，從該書所提供的圖片來看，雖只有500余幅經典圖片，但涉及到的有萬余種，這些圖片除了從《文物》《考古》《考古學報》等考古發掘報告中征引到的之外，還有從臺灣故宮出版的《故宮文物月刊》和諸如《中國紋樣辭典》《中國古代陶瓷圖典》等綜合專業典籍掃描而來，有從各種所見實物拍攝而來，還有從不能拍攝而進行的手繪圖片而來。可以說圖像資料異常豐富，取舍精當。

就實物資料來說，所收實物資料達上千種。為盡可能多地收集實物資料，歷時10余年，足跡遍布全國各大地市級以上博物館、美術館、文物陳列室和專業博物館，從琳瑯滿目的藏品中甄別有關包裝實物，為此拍攝了近6萬幅照片，其不畏艱難和嚴謹的學風特別值得稱道和景仰。

朱和平教授

2 學術觀點新穎，系統闡明了包裝發展的歷史及特征

從為數不多的有關包裝史的研究成果來看，主要囿于某些包裝個案或某一時期考古發現的某些包裝實物的分析。《中國古代包裝藝術史》一書從史前人類起源開始迄鴉片戰爭中國社會性質發生巨變為止，不僅對中國古代包裝藝術史進行了系統全面的史學研究，而且獨具慧眼、高屋建瓴地提出一系列發人深省的學術觀點。如在闡述包裝概念的演變時提出了3階段的觀點。作者認為包裝概念的演變第一階段是“包裝”意識的萌芽時期（初始期），即包裝的雙重性階段；第二階段是包裝概念的過渡（發展期），即包裝的專門性階段；第三階段是包裝概念的轉型時期（成熟期），即包裝專門性和從屬性并存的階段。又如在論述包裝發展歷史演變中，提出了設計發展史上的“三次飛躍”的新觀點，并闡明了陶器的發明與使用，青銅器的出現與演變，金銀器的制作與發展對包裝的影響。全書結合各個歷史時期包裝發展的特點，將中國古代包裝藝術史劃分為10章，即：一、史前時期包裝；二、夏商西周時期包裝；三、春秋戰國時期的包裝；四、大一統的秦漢時期的包裝；五、魏晉南北時期的包裝；六、隋唐五代時期的包裝；七、兩宋時期的包裝；八、遼、金、夏時期的包裝；九、元代包裝；十、明清時期的包裝。通讀全書各章，不難發現，這種劃分法是頗有見地的，它有利于揭示各個時期包裝發展的共同特點，同時又有資于闡明包裝嬗變的各種內外在因素。

除了統攬全局的學術觀點非常鮮明以外，在眾多微觀的考證和闡述中，作者的新見幾乎俯拾即是。如史前包裝的藝術特征，青銅包裝藝術的文化意蘊，“買櫝還珠”的闡釋，封建經濟政策與包裝的關系，秦漢漆制包裝盛行的原因，民族融合與包裝的民族融合，六朝佛教和外來藝術對包裝發展的影響等，在各章節各部分均有所體現，不勝枚舉。

 

3 視野開闊，將包裝藝術的發展與歷史時期的政治、經濟、文化和對外交往緊密聯系

縱觀藝術史研究歷程可以發現，不少研究者在研究藝術史的問題上，往往就藝術談藝術，就歷史談歷史。這種現象的出現和存在雖然對于微觀問題的研究是必要的，也是有意義的。但從動態的角度而論，歷史的演進，是時空中各種人和事的不斷轉化，人物的活動和事件的紛呈展現，必然與構成當時社會形態的各個因素緊密聯系在一起。因此，僅有對目標本體的關注是不夠的，因為它只是浩瀚博大的藝術史體系坐標中的一條縱向線條，缺少廣度，應該抓住坐標中的另一條橫向線條，從普遍聯系的角度立體地研究，也只有從縱橫深廣兩條線組成的整體入手，進行全方位的立體的研究才能有的放矢、全面精深地論述問題的本質。《中國古代包裝藝術史》不僅強調包裝藝術本身的諸如材料、結構、功能、造型、裝飾、審美、歷史、演變、風格特征等方面研究外，還特別強調將包裝藝術本身，即包裝史與政治、經濟、地理、文化、宗教、思想、民族交流、中外互融等多角度進行研究。正如作者在書中所言：“以歷史發展為主線，以政治、經濟、文化等為輔線，對不同歷史階段的包裝藝術的發展進行深入分析，梳理出古代包裝藝術在歷史演進中的主干脈絡，有助于人們全面、準確認識和理解古代包裝藝術。”

事實上，這種認識貫穿于全書。如緒論中專列包裝藝術與人類社會發展的關系，論述傳統統治政策、傳統經濟思想、傳統文化、中外文化交流、地理環境與包裝藝術的關系；第三章“夏商西周時期的包裝”論述奴隸制經濟形態下的包裝藝術；第四章“春秋戰國時期的包裝”論述政治、經濟和文化多元格局對包裝發展的影響；第五章“大一統的秦漢時期的包裝”論述秦漢統治政策及主流經濟思想對包裝的影響；第六章“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包裝”不僅論述魏晉南北朝歷史特征及其與包裝的關系，而且重點揭示自然經濟、商品經濟共存下包裝發展的雙重性問題；第八章“兩宋時期的包裝”論述宋代商品經濟的發展對包裝的影響；第九章“遼、金和西夏政權下的包裝”論述遼、金和西夏政權的社會經濟及生活方式對包裝藝術的影響；第十章“元代包裝”論述元代政治、經濟、文化特征及對包裝的影響；第十一章“明清時期包裝”論述了商品經濟的發展和手工藝與技術的進步，社會思想觀念和生活方式的改變等，對包裝的影響，造紙術和印刷術等對包裝發展的影響等，莫不如此，深中肯綮。

 

4 研究方法多樣得當，交叉學科特色鮮明，實現了歷史服務現實的目的

作為一部專門的設計藝術史，該書的研究方法值得稱道。作者除了嫻熟地運用了傳統史學研究方法以外，還廣泛運用了文化人類學、考古學、美術學、設計學、美學、經濟學等眾多學科的研究方法。如在論述包裝的起源原因、條件分析時，就分別運用了文化人類學和民族民俗學的研究方法；在論述陶、青銅、漆和瓷制包裝容器形態時，運用了考古學的類型學研究方法，在發掘各個時期不同包裝功能問題時，充分運用了設計學中人因關系的研究方法、視知覺原理及方法；在闡述兩宋包裝裝潢設計的美學風格特征時，運用的是美學領域里的研究方法；為了能夠直觀形象地闡述各個時期包裝的內涵、演變與特征，運用了圖像學的研究方法，全書直接征引到的513幅圖片，不僅具有典型性，而且闡釋得當。至于政治經濟學的研究方法，除了定性研究以外，特別值得指出的是，此書不少地運用了定量研究方法、表格法、模型法等，這在全書各章節中均有不同程度的反映和體現。

多學科方法的交叉運用，一方面確保了該書對歷史上包裝靜態存在和動態演變的認識與分析，奠定了該書的學術水準；另一方面，大大提升了該書的價值。眾所周知，研究歷史的終極目的是為現實服務，以史為鑒。具體到藝術來說，研究歷史，就是要向歷史學習，從歷史發展長河中汲取創新、創意的靈感和源泉。該書在一系列問題上，正是運用了多學科交叉融合，相互滲透的研究方法，所以將許多歷史問題與現實結合，從而使該書在學術價值的基礎上，又具有一定的現實應用價值，為設計師，尤其是包裝設計人員提供有益的啟迪。同時，為學術研究也提供了一種新的范式。

（原文載《湖南包裝》2017年第二期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