管理中的包裝哲學
少數中國人愛做表面文章，他們十分善于包裝。多數中國人做任何事情，都要為自己找一個理由，而且理由越冠冕堂皇越好。哪怕是不義之舉，也要盡量做到“師出有名”。畢竟中國人做事，向來強調“名分”二字。“名不正則言不順，言不順則事不成”。可見有名無名，干系重大；而這一切，都有賴于包裝之術。
中國人的包裝藝術
很早的時候，中國人的包裝手段就十分了得。東漢末期，軍閥混戰、群雄并起，曹操的實力并非最強，但他統一北方的大業卻最順手，原因就在于他掌握了漢獻帝這一張王牌。既然皇帝在手，干什么事情都能假借天子的名義，自然很便當。這一套“挾天子以令諸侯”的把戲，在春秋時期就常常上演，只不過曹操把天子利用得更加充分罷了。另外曹操也很善于作秀。他外出帶兵打仗，不小心戰馬踐踏了老百姓的麥田。按照曹操自己頒布的法律，這可是殺頭的罪過，曹操當然不能受這個委屈。本來這事就這么過去的話，也無人敢提；曹操卻偏要假仁假義，裝模作樣地要法官給自己定罪，然后弄了個“割發代首”了事。其實要依我們看來，干脆來一個“戰馬受驚，非干吾事”，把馬宰了得了。但曹操既要面子，又舍不得寶馬；既想收買人心，又想樹立威信；結果演了這么一出，居然把手下唬得一愣一愣的，還順便理了個發。真是一舉三得。后來還有一次，赤壁戰敗時曹操放聲大哭；手下剛想安慰幾句，卻聽曹操哭道：“我哭的是郭嘉郭奉孝啊，如果有他在，必不會使我遭受此敗。”幾句話使得謀士們一個個面紅耳赤、心虛不已。原來奸雄的眼淚，也是用來激勵士氣的。與其說這是善于包裝，倒不如說是擅長“偽裝”。
當然，論起這一套本事來，劉備也不弱。當年在長坂坡前摔阿斗，傻瓜都能看出這是在收買人心，卻讓趙云感激涕零了一輩子；后來在白帝城托孤，幾句話說得諸葛亮汗流浹背，發誓要為蜀國鞠躬盡瘁。
此外中國歷史上還常常有這樣的事，但凡是權臣要陰謀篡位的，偏偏總會打出一個替天行道的旗號來蠱惑人心，以顯得自己名正言順。例如西漢初年的“七國之亂”，本來就是七個藩王存心對抗朝廷，打的旗號卻是“誅晁錯、清君側”，可憐的晁錯就作了屈死鬼；還有清初的三藩之亂，吳三桂本來是狼子野心、圖謀篡逆，他提的口號卻是假惺惺地要給南明小朝廷的末代皇帝報仇，光復大明基業，其實那個倒霉的皇帝正是吳三桂親手絞殺的。可見只要經過一番包裝，不管多么齷齪的事，都能變得光明正大起來。但實話實說，此等作為，無非是掩耳盜鈴、自欺欺人罷了。
模糊善變的包裝哲學
不過像前面這些刀光劍影的政治斗爭，不是每個中國人都能遇到的。更多的中國人，則是在日常生活中，當他的行為蒙受了別人的責難時，為自己找出種種借口來，這也算國人包裝手段的一個重要表現。例如，一個人明明違反了既定的管理制度，事后他卻往往會這樣辯解：“我本來十分尊重制度，但這樣變更，完全是為了整體的利益。”這種冠冕堂皇的話，誰都會講。但是真相如何，那就很難說了；可能是真的，也可能是假的。
針對上面的話，有人聽了也許會表示贊成，替他說好話：“雖然我們的制度略有改變，但這也實在是不得已的。不作一些變更，根本行不通。”這話聽起來很有道理，看起來也很像是這么一回事，所以一般都能得到多數人的諒解。
但往往也少不了有人反對，批評道：“明明是假公濟私，還要爭辯！”這話聽起來仍然很有道理，看起來恐怕也不無可能。
這樣一來，似乎是非就很難判斷了。不過，多數中國人深受陰陽文化的影響，時常抱持“陰中有陽，陽中有陰”的觀念；認為所有事情，無非“真中有假，假中有真”，而且“是中有非，非中有是”；以致純粹從“現象”看，很難分辨一個中國人的言行，究竟是真是假，抑或是實是虛。因為“一個因，可能產生兩種果”。既然如此，那又當如何是好呢？
我們贊同孔子的態度和主張。孔子主張“聽其言，觀其行”，就是在告誡我們，不可以從表面上去了解一個人，卻應該探究他內在的實質意義。言行一致的人，當然要合乎“表里合一”的原則，即使可能是真的，也還需要進一步去追蹤，才能證實。
為什么這樣麻煩呢？原因是有些中國人有一套奇特的包裝哲學，能夠把不同的東西，包裝成一模一樣。就算是假的，也可以包裝得足以亂真。難怪有人慨嘆：“一些中國人很會表面功夫！”
我們一直高呼“防人之心不可無”，便是由于一些中國人的這一套包裝功夫，相當高明。
多數中國人主張隨機應變，卻反對投機取巧。但是，“隨機應變”和“投機取巧”似乎是孿生兄弟，外表長得完全一樣，很不容易辨別。
任何人的權變行為，如果把它當做隨機應變，信手拈來，便可以說出一大堆理由，使人不得不信。若是把它視為投機取巧，也能夠左采右擷，聚集一大把理由，使人信以為真。有些人的事情之所以常常很難說清楚，恐怕這是一大緣由。
有些中國人很會利用這種“模糊不清”的包裝，把所有“投機取巧”的行為，都包裝成“隨機應變”的模樣，以求合理化，尋求“自我安慰”。這種自己騙自己的方式，即使只是“暫時騙一下”，也往往會養成習慣，甚至“用騙自己的方式來騙別人”，配合一些中國人因礙于面子而不喜歡當面揭穿騙局的習慣，一路騙自己又騙別人，樂此不疲。這種“掩耳盜鈴”的手法，實在是自欺欺人。
很多中國人都是這樣的：對自己的行為，不論是隨機應變或者投機取巧，一律包裝成隨機應變。萬一被識破，便大呼“冤枉”，大喊“倒霉”。
有些中國人，因為總是操持著騙自己也騙別人的心態，因而對別人的行為也常常一律視為投機取巧。這樣一來，一樣的包裝，卻導致兩種客觀效果。這也許就是我們成天吵吵鬧鬧，很難達成共識的主要障礙。
有些中國人善于用“情”來包裝自己，而且變幻無常，相當“不明確”而又“不確定”。
中國式包裝的拆解
要破解某些中國人的那套包裝功夫，最好的辦法，就是孔子所說的“直”，也就是中國人最喜歡自夸的“正直”。“直”有一層涵義，孔子認為是“父為子隱，子為父隱”，他不贊成“父親偷了人家的羊，而兒子親自去做證”，卻傾向于“父親替兒子隱瞞，兒子也替父親隱瞞”。這就是《論語》里面著名的“子證父攘羊”的典故。而其子“大義滅親”的舉動，并未得到孔子的贊許，似乎有悖常理。不過，由此也可見中國文化倫理的微妙之處。
孔子指出“人之生也，直”，表明一個人的生存之道，便是“正直”。如果不正直而居然能夠生存，那可以說是僥幸的。君子心里坦然寬廣，就是不論你怎樣包裝，我都以正直的心態來對待。
所謂“正直”，應該是“順道而行，順理而言”。任何人希望做到真正的正直，首先要“正名”，也就是孔子所說的“君君、臣臣、父父、子子”。當父親的要善盡做父親的責任，扮演好做父親的角色，像一個父親的樣子。子女也要善盡做子女的責任，扮演好做子女的角色，像一個晚輩的樣子。這些不是單方面的要求，而是雙方面的盡責。儒家所強調的“父慈子孝、兄友弟恭”的一套倫理準則，便是很好的體現。在這個基礎上，也要同時嚴格要求自己盡責，而對別人是否盡責應該稍為寬諒一些，才能夠消滅怨氣，
大家相安無事。
要求“父為子隱，子為父隱”并不是不守法，而是既為人父，就應該善盡父責，替兒子隱瞞；既為人子，也應該善盡子責，替父親隱瞞。說穿了，父子有一方違犯法律，自然有人會告發、會作證，根本用不著父或子來做這些傷害父子感情的事。最后是非自有公證，而父子感情如舊，便是“在圓滿中分是非”，這才合乎中國人的道。
至于“順理而言”，則是“可以說才說，不可以說就不說”，并不是單純的“我有話要說”。“直”不是“有話直說”，而是“應該說的，要說得有效；不應該說的，暫時不必說”。凡是有害于“正直”的話，那又何必要說呢。如果什么話都說，叫做“口沒遮攔”，這樣的人誰都害怕跟他打交道，他無論到哪里恐怕都不會受歡迎。
因此，了解中國人的行為，明白中國式解決問題的功夫，順著中國人的道理而調節自己的言行，不論別人如何包裝，都將無所遁形，自己也將達到無憂無懼的境界。
